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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刻論語注疏解經》出書
書名：《阮刻論語注疏解經》
所屬叢書：四部要籍叢刊·經部
出書社：浙江年夜學出書社
出書時間：2021年8月
【書籍簡介】
《論語注疏解經》二十卷，魏何晏注，宋邢昺疏，據清嘉慶二十年江東北昌府學刻本影印。《論語》注疏合刊本的宋元舊槧重要分為四個系統，約而言之，即越刻八行本、蜀刻年夜字本、元元貞丙申（一二九六）平陽府梁宅刻本（附刻《論語纂圖》《論語釋文》各一卷），與元刻明修十行本。明清以來，閩、監、毛、殿各本遞相翻刻，而出于此風氣籠罩下，阮元能跳出窠臼，采用當時所能見到的最早的注疏合刻本——元刻明正德修補本為藍本重刻《論語注疏解經》，從版本學的角度來說，這種追根溯源的意圖無疑值得贊賞，而其藍本文字內容上的錯訛問題也受害于後期周到的匯校任務，獲得了相當水平的修訂。編書刻書當然當以善本為先，但這決不料味著普本便不克不及成事，公道的體例和高深的校勘經常能夠有用地扭轉局勢，使不善之本發揮近乎善本的感化。
中華書局1980年版《十三經注疏》是以平易近國時世界書局剪裁拼版聚會場地縮印本為藍本影印而成，其卷端附道光丙戌朱華臨《重校宋本十三經注疏跋》，所以世界書局的藍本很能夠是阮刻注疏的道光重校本。而我們此番將阮刻《論語注疏解經》的嘉慶原刻本影印出書，盼望能夠為學界的相關研討供給更多方便，也幫助讀者能夠更準確周全地認識阮刻注疏。
【校刊者簡介】
阮元（1764～1849）字伯元，號蕓臺、雷塘教學庵主，晚號怡性白叟，籍貫江蘇儀征人，乾隆五十四年進士，先后任禮部、兵部、戶部、工部侍郎，山東、浙江學政，浙江、江西、河南巡撫及漕運總督、湖廣總督、兩共享空間廣總督、云貴總督等職。歷乾隆、嘉慶、道光三朝，體仁閣年夜學士，太傅，謚號文達。他是著作家、刊刻家、思惟家，在經史、交流數學、天年、輿地、編纂、金石、校勘等方面都有著很是高的造詣，被尊為三朝閣老、九省疆臣，一代文宗。
【出書說明】
《論語注疏解經》二十卷，魏何晏注，宋邢昺疏，據清嘉慶二十年江東北昌府學刻本影印。
《禮記正義》南宋越刻八行本卷末黃唐識語云：“六經疏義自京、監、蜀本皆省註釋及注，又篇章散亂，覽者病焉。本司舊刊《易》《書》《周禮》，正經注疏萃見一書，便于披繹，它經獨闕。紹熙辛亥仲冬，唐備員司庾遂取《毛詩》《禮記》疏義，如前三經編匯，精加讎正，用鋟諸木。”這段話是追溯正經注疏合刊源頭的關鍵史料（李盛鐸以為記錄“注疏合刻之時舞蹈場地與地，無這般清楚者”），越刻八行本也被公認為正經注疏合刊的起點。張麗娟《宋代經書注疏刊刻研討》將其發展過程年夜致分為四個階段：南宋高宗紹興后期起首刊刻《周易注疏》《尚書正義》和《周禮疏》，紹熙三年（逐一九二）刊刻《瑜伽教室禮記正義》《毛詩注疏》，慶元小樹屋六年（一二〇〇）刊刻《年齡左傳正義》，嘉泰開禧年間刊刻《論語注疏解經》《孟子注疏解經》。這八種經書均可確定屬于越刻八行本，此中年夜多數都是該種經書的注疏初次合刊，但《論語》卻是破例，在其越刻八行本之前已經出現不止一種經注疏合刊的簿本。
《論語》注疏合刊本的宋元舊槧重要分為四個系會議室出租統：一是宋刻元明遞修八行本《論語注疏解經》二十卷，存世皆殘本（臺北故宮博物院和重慶圖書館均躲其卷十一至二十，上海圖書館躲其卷十一、十二），半葉八行，行十六字，小字雙行二十二字，即所謂越刻八行本；二是南宋光宗朝蜀刻本《論語注疏》十卷，躲japan(日本)宮內廳書陵部，半葉八行，行十六字，小字雙行約二十五字，即所謂蜀刻年夜字本；三是元元貞丙申（一二九六）平陽府梁宅刻本《論語注疏解經》十卷，半葉十三行，行二十字，小字雙行三十二字，附刻《論語纂圖》《論語釋文》各一卷，《注疏解經》全書已佚（《纂圖》《釋文》今躲japan(日本)名古屋蓬左文庫），幸有清光緒瑜伽教室丁未（一九〇七）劉世珩覆刻《玉海堂景宋叢書》本，可藉以考見其臉孔；四是元刻明修十行本《論語注疏解經》二十卷，半葉十行，行十八字，小字雙行二十三字，傳布最廣，中國國家圖書館、臺北“國圖”等館有躲。后兩種雖為元刻，但都可確定是從宋本翻刻而來，這意味著在宋代已出現四種《論語》注疏合刊本，即八行本、蜀刻本、元貞祖本和十行本。
八行本和蜀刻本是僅存的兩種《論語》注疏宋刻本，均無牌記、識語、序跋等線索用于確定其具體的發行時間，只能通過諱字、刻工、體例等聚會場地信息間接推測二者之先后。楊新勛以八行來源根基版刻工名多與越本《禮記正義》《年齡左傳正義》原版刻工名重合，提出八行本成書略早于蜀刻本的觀點。張麗娟因蜀刻本不避“廓”字諱，推測其刊刻于宋光宗時期，與越本《禮記》《毛詩》相當，而早于八行本。顧永新則認為八行本教學和蜀刻本之刊刻幾乎同教學場地時，但蜀刻本厘為十聚會場地卷，與邢昺《論語正義》單疏本卷數相符，而八行本、十行本及后來諸本都分為二十卷，“就版本衍生的規律而言，二十卷本必定晚于十卷本”，所以致少從文本上說，蜀刻本比八行本淵源更早。
關于四種宋刻合刊本的關系，顧永新曾做出一系列的假說和考證，約而言之：南宋目錄學家陳振孫在《直齋書錄解題》中著錄的《論語注疏解經》十卷共享會議室是今朝所知較早的《論語》注疏合刊本，該本（可簡稱為直齋本）或該本的祖本是后來八行本、十行本系統的源頭，當發行于南宋晚期甚至北宋。金世宗年夜定十六年（逐一七六），國子監取該本（或其傳本）排印。宋光宗、寧宗朝，蜀中以單疏本、經注本和《論語釋文》分解附釋音的《論語注疏》十卷（也能夠是據單疏本和經注附釋文本重構而成），這是一個獨立的版本系統，并未遭到前述南宋晚期合刻本的影響。幾乎與蜀刻本發行同時，兩浙東路茶鹽司依據南宋晚期合刻本刊成《論語注疏解經》，但析為二十卷，是為八行本。南宋后期，閩中又據八行本刊刻十行本。
元元貞本當據金刻本摹刻而成，楊守敬、劉世珩、繆荃孫等人都共享空間稱其“儼然北宋體格”，雖然排印時間較晚，卻與宋八行本、十行本同源，所以書名、註釋、體例都雷同或附近，而與蜀刻本迥然有別（蜀刻本題《論語注疏》，他教學本皆題《論語注疏解經》；蜀刻本將《釋文》散進註釋中，他本則《釋文》獨立成篇或闕瑜伽場地載），于是我們可以將看似紛繁的《論語注小樹屋疏》合刻諸版本梳理出一條相對簡明的脈絡：最後，與其他經書一樣，《論語》注疏合刻本也是取經注本和單疏本匯編而成，該方式培養了直齋本和蜀刻本，這兩個簿本都是十卷本，保存了邢昺單疏的原貌。直齋本在后世流傳過程中又分為兩脈，一脈是到金刻本再到元1對1教學元貞本，仍分十卷，附刻《釋文》，臉孔近個人空間古；一脈是到宋八行本再瑜伽教室到宋十行本再到元十行本（因翻刻于元泰定年間，又稱元泰定本），改分二十卷，不附《釋文》。元泰定本板片至明尚存，且經歷屢次修補，明清兩代的《論語注疏》都是在此元刻明修十行本的基礎上輾轉翻刻而成（此中只要清殿本因為進行了較年夜水平舞蹈場地的重編，所以文本、體例都呈現出新的特點，應該從此十行本系統中獨立出來）。需求留意的是：喬秀巖、張麗娟、刁小龍都曾指出正經注疏的年夜多數宋刻十行本雖然成書時間晚于八行本，但二者都是各自取經注本和單疏本合編，只是合編體例有別，無直接承續關系。這一論斷不適用于《論語注疏》，因為其宋刻十行本是在八行本基礎上翻刻的，且八行本所依據的藍本也是注疏合刻本，而非經注本和單疏本。
元十行本的板片在明代至多經歷過五次修補，分別是正德六年（一五逐一）補板、正德十二年補板、正德十六年補板、嘉靖三年（一五二四）補板和嘉靖重校修補（具體時間不詳）。前四次補板的文字、行款與元刻板片比擬，無明顯差異，嘉靖重校修補的板片則針對版式、體例做了統一的調整和改進，誤字闕文也進行了大批校補，可以視為明人修補元十行本板片的定本。明嘉靖年間李元陽本《論語注疏解經》就是以元刻十行本嘉靖重校修補本為藍本。此后明萬歷北監本以李元陽本為藍本，明崇禎毛晉汲古閣本和清乾隆武英殿本以北監本為藍本，一脈相承，直到清嘉慶二十年（一八一五）阮元在江東北昌府學掌管校刻《論語注疏解經》時才改用元刻明修十行本為藍本。阮元《論語注疏校勘記》的“引據各本目錄”中，其注疏類首列“十行本二十卷”一條，下云：“每葉二十行，每行二十三字，上邊書字數，下邊書刻工姓名，中有一葉下邊書泰定四年年號，知其書雖為宋刻，元明遞有修補。又元、征、宏、桓、慎、殷、樹、匡、敦、讓、貞、懲、崩、完、恒等字，字外并加一墨圈。書中誤字雖多，然其勝于各本之處亦復不少。”阮元按例將元刻明修十行本誤判為宋刻十行本，缺乏為奇，值得探討的是他所依據的十行個人空間本畢竟是明正德補板本還是明嘉靖重校修補本。
楊新勛比勘《論語注疏解經》的阮刻本與中國國家圖書館、臺北“國圖”分別加入我的最愛的兩部元刻明正德修補本后發現：（講座場地一）《序解》首葉疏文“門人相與輯而論纂”，阮刻本所附《校勘記》云“此本‘與’字‘論’字并闕”，元十行來源根基板無墨釘，國圖本和臺北本此葉為正德六年補板，“與”“論”二字處作墨釘，嘉靖重校修板時補進“與”字。（二）卷五第五葉“宰予晝寢”章經文“朽木不成雕也”，阮刻本《校勘記》云“此本唯經文作‘雕’，余仍作‘雕’。”國圖本和臺北本此葉為正德十六年補板，與阮校所言合。（三）同章，阮刻本《校勘記》云：“今乃晝寢。‘晝寢’二字闕，今補正。下‘故孔子責之’‘責’字、‘聽其所言’‘聽’字、‘雖聽其言更觀其行’‘聽’‘觀’二字、‘杇鏝也’‘鏝’字、‘釋宮’‘釋’字、‘鏝謂之杇’‘鏝’字、‘泥涂也李巡曰涂因謂泥涂’三‘涂’字并同。”國圖本和臺北本此葉有十五處墨釘，與阮校所言合，而嘉靖重校修版本均已補足。（四）卷十九第七葉“叔孫武叔毀仲尼”章，阮刻本《校勘記》言疏文有十二處闕文，國圖本和臺北本此葉為正德十六年補板，阮校所言處均作墨釘。（五）同葉“陳子禽謂子貢”章孔注“故能生則榮顯”，阮刻本《校勘記》云“按此‘能’字實闕”，國圖本和臺北本之“能”字均作墨釘。由此可見阮元依據的是明正德補板本，而非更晚的明嘉靖重校修補本。
國圖和臺北加入我的最愛的兩個明正德補板本內部又存在先后印之別，國圖本較早，故文字漫漶問題不像臺北本那么嚴重。如（一）卷二第四葉疏文“是燖為溫也”，阮元《論語注疏校勘記》云“十行本、閩本‘尋’誤‘歸’”，臺北本此字漫漶，北京市文物局躲元刻明修本《十三經注疏》之《論語注疏解經》此字作“歸”，國圖本作“燖”；（二）卷二第九葉疏文“泰誓詞武王伐紂”，《論語注疏校勘記》云“十行本、閩本‘泰’誤‘秦’”，臺北本“泰”字漫漶，閩本作“秦”，國圖本和北京市文物局本共享會議室均作“泰”；（三）卷四第六葉疏文“以禮漸進也”，《論語注疏校勘記》云“十行本作‘斬進也’”，臺北本作“斬”，國圖本作“漸”；（四）卷六第九葉疏文“案郊特牲用二爵二觚四觶一角一散”，《論語注疏校勘記》云“十行本‘用’誤‘刑’1對1教學，兩‘二’字并誤‘三’，‘一散’誤‘三散’”，所言悉與臺北本合，而國圖本不誤。此類例子尚多，詳參楊新勛《元十行本〈十三經注疏〉明修叢考》一文。總而言之，阮元當時所據之十行本是與臺北“國圖”所躲元刻明正德補板本刷印時間附近的后印本，故所言文字多與正德補板晚期印本有異，也與后來的嘉靖重校修補本分歧。
楊新勛曾比勘眾本，得出的結論是“元刻明正德修補本是不及元刻明嘉靖重校修補本和閩本、監本的，這也可以從阮刻本《校勘記》看得出來，阮刻本藍本選得并欠好。”但在閩、監、毛、殿各本遞相翻刻的風氣籠罩下，阮元能跳出窠臼，采用當時所能見到的最早的注疏合刻本——元刻明正德修補本為藍本重刻《論語注疏解經交流》，從版教學場地本學的角度來說，這種追根溯源的意圖無疑值得贊賞，而其藍本文字內容上的錯訛問題也受害于後期周到的匯校任務，獲得瑜伽場地了相當水平的修訂，如《衛靈公》之《直哉史魚章》疏文“不教學場地與時政，亦常柔順不違逆于人”，元刻明正德修補本“時政”二字漫漶，嘉靖重校修補本、閩本、監本、毛本作“政故”，宋刻八行本、蜀刻本、覆元貞本同作“時政”，阮刻本亦作“時政”，就是一個典範的例子。編書刻書當然當以善本為先，但這決不料味著普本便不克不及成事，公道的體例和高深的校勘經常能夠有用地扭轉局勢，使不善之本發揮近乎善本的感化，類似的故事在清代校勘學史上還有許多。
關于明天影印嘉慶阮刻《論語注疏解經》的意義，還可舉一個例子來說明：楊新勛《宋八行本〈論語注疏解經〉析論》校云：“《子張》之《叔孫武叔毀仲尼章》疏文‘至于仲尼之賢則如日月，貞明麗天，不成得而逾也。’元刻明正德修本、嘉靖本、閩本‘貞明麗天’作墨釘，監本、毛本作空格，阮本作‘之至高人’，今宋八行本不脫，蜀年夜字本、玉海堂本同，證明阮本臆補也。”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版）此處確實是作“之至高人”，這個版本是以平易近國時世界書局剪裁拼版縮家教印本為藍本影印而成，其卷端附道光丙戌朱華臨《重校宋本十三經注疏跋》，所以世界書局的藍本很能夠是阮刻注疏的道光重校本，但是阮刻嘉慶本此處卻是空白四字，與世界書局縮印本分歧，那么這里還能否還應該指責阮本“臆補”，謎底也就不言自明了。讀經校經的目標，不過乎尋求真實，盼望這部嘉慶原刻影印本的問世能夠為學界的相關研討供給更多方便，也使讀者能夠更準確周全地認識阮刻注疏。
二〇二一年七月一日
蔣鵬翔撰于湖南年夜學岳麓書院
責任編輯：近復
TC:9spacepos273
